目前已有１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

第三，在法的层面，人权法是具有规范拘束力的法规范体系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人权法学拥有巨大的作为空间。

最重要的是，人权法学必须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人权法是渗透在各个部门法中的综合性的法规范体系，具有混合法的结构。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还制定有专门的人权法律文件，如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联合国的诸多人权公约等。通过不断凝练内容体系，提升学科的品位、独立性和认同感，特别是提升回应现实的能力，人权法学逐渐成为一门为活和用的学问。④人权法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这取决于其学科的构成与形成方式。

在权力一端，人权法要求为权力设定行使的边界与运行的规则，行使权力伴随相应的责任，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⑧中国的人权法学也必须充分重视国际人权法规则及其在本国的转化适用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纪约束，并且通过一系列执行党纪、确保党纪效力的方式，尤其是强化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功能、发挥巡视监督的作用，让党纪贯彻到政党政治的过程之中，它所具有的程序控制、行为指引、动力激励等作用也逐步凸显。

政党制度是重要的民主制度。在内容上，它吸收宪法资源和理论，涵盖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全部领域，凸显了民主和法治的思维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宪法是政治和法律的结构性耦合，通过它的规范作用，政治意志获得法律形式，而法律形式也服务特定的政治内容。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为讲好中国的实践故事提供基础。

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宪法和宪法秩序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结构。五、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互动结构 全面从严治党从宪法中汲取理论和经验资源，也通过作用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而产生宪法效用，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形态。

其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持民主性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宪法和宪法秩序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结构，它们是理解中国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所以党的自我建设同样开始注重明确的外在约束。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党国原则也意味着政党内部结构及其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

宪法能否深入到政党内部，能否作用于政党内部治理，它与制宪者对待政党的观念、政党政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政党民主运行的模式有很大关系，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历程。陈新民，2001，《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总的来说，引入宪法工程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的内涵和宪法秩序，也启示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来推动宪法秩序的发展，它更好地表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尽管政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宪法始终没有正视过政党的地位。

德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的制度形式，让政党的宗旨、组织体系、结构特征以及行为方式走向规范化（陈新民，2001：262-274）。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

托克维尔，1988，《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他们希望建立确保自由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就必须有效防范党争。

秦前红、苏绍龙，2016，《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载《法律科学》第5期，第21—30页。⑦强化党内监督，对执政党来说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几乎可以辐射到所有权力的运行，涵盖所有国家机关与国家工作人员。政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体现宪法效力、发挥宪法功能的主要方面。（一）美国抑制政党的麦迪逊主义 尽管现下政党变得不可或缺，但在民主发展的早期历史中，政党往往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早在宪法制定之前就已确立，回溯到主权者行使制宪权的伦理，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宪（陈端洪，2008）。中国共产党选择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种治理政党的模式。

党法融合论正是立足于党与宪法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而关键在于宪法如何配置政党权力以及如何限制政党权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政治运动，也要建立起制度化的民主路径，让政党核心和重要的权力、利益和任务实现规范化、程序化运作。

这种规定既是在党和政之间设计了一定的隔离带，也为党确保其领导地位和发挥其领导作用留下了较大空间，方式就包括了党的自身建设。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形成不同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对政党亦承担不同治理任务。

这种观点不理解政党的本质属性和一般结构，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及其承担的政治任务。这在中国也有同样的表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既具有政党治理的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征。

政党何以成为民主的关键元素，又在何种意义上发挥民主功能？这在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基础研究（批准号：17CFX009）的阶段性成果。确保党组织和党员的权责义务，强化党组织和党员的使命与责任，有利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Grimm， 2010：328-349）可以发现，宪法有一种机制能够使得承载政治行为、表达政治利益的政党，与规范秩序的宪法进行融合。

陆宇峰，2017，《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第26—32页。以直接初选为中心的政党权力配置机制，也成为塑造美国政党内部结构及其治理的核心逻辑（李少文，2018）。

管党治党是一个内涵极其广泛的概念，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且独特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通过政党自身的建设、提升与完善，宪法也因此得以发展。

【作者简介】 李少文：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Li Shaowen， Divis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进入专题： 全面从严治党 政党治理 宪法秩序 宪法工程 。党纪不仅用于制裁，也可以作为行为规范发挥指引和制度激励的效果。

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三、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管党治党的新要求和新举措。莫纪宏，2014，《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第6期，第41—46页。前面曾提到，政党是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

《德国基本法》完成了政党从宪法之敌到宪法之友的转变（程迈：2012）。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新发展，正面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

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的作用之体现。作为最早形成全国性政党的国家，美国甫一建立，政党就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美国法律对政党的规制还是相当少的，联邦宪法始终没有提到政党。

陈慈阳，2007，《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被陈端洪教授称为是制宪权主体（主权者）的双重代表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陈端洪，2008）。